一篇读懂（论述群体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管理手

《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5期，第148-153页。

【新业态与新社会阶层研究】

社会阶层变迁视域下新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特征及发展路径

——以江苏省综合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顾 辉

　　［摘　要］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壮大对于我国阶层结构趋势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新社会阶层兼具衍生性和内生性双重特征，其中内生性越来越强。该阶层并非特征鲜明的整体，而是内部分化且结构异质性较强的群体。新社会阶层作为解构传统社会结构形态最具生发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我国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碎片化。新社会阶层对社会结构变迁最核心的意义在于他们既是中间阶层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发挥，与国家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目标相一致，因此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趋势，在深入了解新社会阶层结构性特征的前提下，探索该阶层的有效发展路径十分必要。这个过程需要有稳定新社会阶层的政策预期和阶层流动预期作为支撑，同时应多面向拓展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渠道。这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变迁；阶层结构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SH004）

　　［作者简介］顾辉，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4）05-0148-06

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巨大变化，逐渐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为多元社会阶层结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新社会阶层的崛起。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尤其伴随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新的创业群体、就业群体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引发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社会阶层[1]的产生就是在此背景下传统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发展和壮大又不可避免地对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影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为了深入了解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及该阶层日后的发展路径，我们以新社会阶层比较活跃的江苏省为例，采用抽样调查数据对江苏省新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一、新社会阶层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塑

新社会阶层解构了传统社会结构，为新生结构赋能同时又通过平衡社会结构力量来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新社会阶层是解构传统社会结构形态最具生发性的力量，但是其结果也使我国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碎片化。

新社会阶层内部的分化组合也是形态多样的，其中每一类群体又可分为多个次生群体。新兴的职业与行业的出现使人们之间的职业差异凸显。这种职业和收入的差异是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必然结果，同时这种差异又导致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结构已经使我国的城乡、区域二元结构彼此交织演化，衍生出复杂的“多维二元结构”。新社会阶层具有体制外生存的典型特征，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流动并不存在明显的障碍，而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流动则面临巨大壁垒。这种体制间区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流动的畅通及人力资源优势的发挥，使得我国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新社会阶层构成了正在成长的中间阶层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从而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然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中间阶层基于权利意识和自由市场的结构性力量，可能成为激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因而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者。〔1〕中间阶层能否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从社会分层与流动视角来看主要依赖两个条件：一是中间阶层占社会结构的绝对多数，即社会结构是橄榄形结构；二是社会流动保持畅通，即中间阶层向上向下流动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社会各个阶层对公正的流动有着稳定的预期。从我国当前的状况来看，新社会阶层逐渐成为我国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中间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重要生发力量。

随着体制内中间阶层增长空间的固定甚至萎缩，我国中间阶层的数量和比例增长主要依赖体制外中间阶层。以江苏省为例，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江苏省新社会阶层中，处于社会阶层上层的比例为7.3%，明显高于上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3.6%的比例；处于中上层的比例为15.8%，高于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10.4%的比例；处于中间层的比例为45.2%，略低于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49.3%的比例。新社会阶层是较为典型的橄榄形结构，中间层的比例最高，上层和下层比例相对较少。该阶层的持续壮大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实现了向上阶层流动，这种变化推动着我国的社会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

当下，国家鼓励新社会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导向越来越明晰，新社会阶层的发展环境正逐渐向好。但不容忽视的是，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仍需打破利益结构固化的藩篱，促进社会上层和体制内释放出更多的利益空间和社会空间，使新社会阶层对通过努力实现利益增长和自身成长有着稳定的预期。

二、社会结构变迁下新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特征

截至2016年底，中国新社会阶层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新社会阶层占城镇就业总人口近18%。〔2〕江苏省作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省份之一，非公有制经济活跃，新社会阶层较有活力，这正是我们选取江苏省调查数据为分析样本的原因之一。本文采用江苏省综合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展开分析，该调查于2020年7月开展，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在全省范围内随机抽样3150个家庭，获得7773人的人口信息数据，并结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江苏省16—64岁的非农就业人口中有工作单位的占75.7%，无工作单位的占24.3%。有工作单位的人中，在外资和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5.6%和55.2%；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高层和中层管理者比例分别为6.7%和15.5%；有技术职称的占17.8%；在全部非农就业人口中，外资私营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比重为14.9%；在无单位人员中，就业身份为自营职业者的比例为15.6%，其中具备知识和技能专长的就业者约占总就业人口的5.2%。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0.7%。综合来看，江苏省新社会阶层群体约占城乡劳动年龄人口的15.3%，占非农就业人口的24.9%。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江苏省新社会阶层具有几个方面特征。第一，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构成兼具衍生性和内生性的双重特征，其中该阶层发展的内生性越来越强。新阶层群体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等“体制内”单位“下海”的知识分子；二是自主择业直接进入非公有制领域的人员；三是海外归国人员。〔3〕所谓衍生性，即新社会阶层来源于传统的工人、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是从传统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新的社会阶层，这部分新社会阶层具备“体制内”的职业体验，与体制有着天然的联系；所谓内生性，即新社会阶层是从市场经济中生发，缺乏体制内的经历，与体制有着一定的疏离。

事实上，新社会阶层衍生性和内生性可以从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从代际流动看，新社会阶层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分别占到31.8%和19%，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为19.5%。这些家庭尽管是传统的阶级阶层，但是农民和部分工人并非体制内人员，新社会阶层出身于体制内家庭的比例并不高。分年龄来看，35岁以下青年来自农民家庭的比例为23%，比35岁以上中年人低17.2个百分点；来自工人家庭的青年比例为22.8%，比中年人高7.3个百分点。可见，尽管新社会阶层主要来自传统工人农民阶级家庭，但随着新社会阶层构成越来越年轻化，来自传统工农阶层的新社会阶层比例在逐渐降低。另一方面，从代内流动看，新社会阶层多数拥有多种职业经历，83.5%换过1次以上的工作，13.7%的人拥有两份及以上的职业。但是新社会阶层来自体制内的比例并不高，从新社会阶层从事的第一份职业性质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阶层，这两个阶层占比76.2%。此外，来自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9%，来自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比例为7.6%。第一份职业的工作单位性质仅有17.8%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群体是通过自主择业获得工作，尤其是35岁以下的青年仅有8.7%有体制内工作经历，这些新社会阶层是从市场经济中内生的，对体制内的工作方式缺乏体验，因此绝大多数人对体制缺乏认同感。

从代际职业地位流动来看，相对于父亲的职业地位，他们中的58.6%实现了向上流动，22.8%职业地位没有变化，仅18.6%向下流动，但这是与父亲的最后职业或退休前职业地位相比较，对于多数新社会阶层群体来说，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仍有较多的机会向上流动并超越父亲的职业地位。从代内职业地位流动看，相对于第一份职业，新社会阶层中39%实现了向上流动，45%职业地位没有发生变化，16%向下流动，其中10.5%仅下降了一个阶层。尽管新社会阶层有向下流动的风险，但是无论代际流动还是代内流动，向上流动仍然是主流。他们父辈大多数是传统的工农阶层，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与传统社会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与他们的第一份职业相比，八成以上新社会阶层群体职业地位未变化或上升，社会地位的稳定预期构成新社会阶层认同社会发展的心理基础。

第二，新社会阶层属于社会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从政治功能的角度看，中产阶级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作为过渡群体，中产阶级发挥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4〕在社会分层的客观标准体系中，收入和教育是核心指标。新社会阶层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收入水平来看，新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收入五等分组中，新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处于中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比例明显超过1/5，分别占25%和28.2%；而在最低收入组中，新社会阶层仅占8.1%。私企外企管理技术人员的收入水平更高，这一群体在高收入组中的比例达40.4%。

表1　新社会阶层在收入五等分中的比例

（按照2019年收入划分）

数据来源：江苏省综合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在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轴的分层体系中，新社会阶层是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成长为新的智识阶层。近年来，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国内产品的科技文化附加值增加，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要素的格局已经开始改变，以非公企业管理或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新社会组织的专职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为代表的知识型和技能型的智识阶层正在快速成长。这些群体的“智识”特点突出表现为高学历、高技能。根据我们的调查，新社会阶层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6.5%，研究生为1.3%，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15.5%和0.4%；他们中54.9%拥有国家承认的专业技术职称，其中高级职称比例为12.1%。可见，新社会阶层是知识和专业技术人员较为集中的阶层。他们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在生产过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第三，新社会阶层的中间地位特征还体现在社会管理的中间位置上。新社会阶层占据了主要的、特殊的职业地位，他们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践行者。无论是管理者、技术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还是自由职业者，都是占据了重要职业位置的社会群体。管理者在职业结构中处于决定性地位，其影响力高于普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知识和技术含量高，处在教育和指挥其他普通劳动者的位置上。〔5〕我们调查发现，新社会阶层中74.3%在单位中处于管理层位置，平均管理15.3个人，但大部分（72.6%）管理10人以下。因此，新社会阶层在企业管理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既面对一线生产和服务，又接受高层的领导指挥，在单位中具有较高声望，占据了职业结构甚至产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位置。

第四，新社会阶层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42.6%新社会阶层群体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间阶层，但是认为自己处于中下阶层的比例（32.5%）高于中上阶层（5.5%）。新社会阶层五年前认同为中间阶层比例为28.8%，比认同当前为中间阶层的少13.8个百分点；同样，五年前认同为社会下层的比例也比认同当前为社会下层的少11个百分点，说明大多数新社会阶层认为自身地位与5年前相比上升了。58.5%新社会阶层群体对未来五年的社会地位持积极态度，认为地位会上升；30.4%认为会持平，仅有7.5%认为未来社会地位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新社会阶层的积极心态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是社会心态良性秩序的基础。

第五，尽管新社会阶层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社会阶层并非一个特征鲜明的整体，而是内部分化和结构异质性较强的群体。这些结构异质性特征既表现在客观地位的差异上，也表现在政治参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自我认同的异质性上。从新社会阶层客观地位上看，在收入五等分布中，私企外企的管理技术人员收入明显高于自由职业者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群体内部人员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从学历层次看，私企外企管理技术人员的学历层次明显高于自由职业者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学历分布较为分散，自由职业者的教育程度集中于“高中/中专/中技”层次。

表2　新社会阶层不同群体收入分布（%）

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来看，新社会阶层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私营外企管理技术人员参与政治活动、行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比例明显高于自由职业者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参与公益性活动的比例较高，这可能与社会组织的性质有关，多数社会组织从事的是公益性社会工作。新社会阶层在社会参与上表现的差异与其不同群体所处的利益结构密切相关，他们收入水平、劳动保障、职业稳定性以及利益表达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社会心态以及集体行为的动员能力。

表3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参与（%）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是新社会阶层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知识转化能力，因此也是社会行动和组织能力最强的群体；自由职业者尽管有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优势，但是由于其无单位组织，群体之间的联结性不强，造成了他们边缘性的社会心态，更多地渴望得到社会认同和政策倾斜。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与社会中下层接触最多，但是其收入水平不高，职业缺乏稳定性，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能力不足，其社会心态更贴近社会下层。〔6〕正是由于新社会阶层内部的差异性，造成了其不同群体对体制的认同存在差异，在不受体制制约、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与工作单位疏离以及社区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对新社会阶层的整合和动员将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新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其诞生与成长有赖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新社会阶层与经济改革休戚相关，他们希望体制内不断释放出经济社会空间，尤其是将原先属于公有制的经济部门和经济活动向社会开放，以扩大他们在经济上的生存空间。因此，新社会阶层虽在某种程度上对体制有一定疏离，但当自身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时，又期望得到体制内的帮助，相信只有体制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对自己手中的财富有较强的不安全感，担心政府的决策变化会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需要更健全的法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欢迎渐进式的改革，期待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希望中国的发展始终在良性的轨道上稳健运行。〔7〕

新社会阶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从侧面反映了他们与体制的关系。已有调查结果显示，新社会阶层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低于体制内中产，集中体现在“执法公平”“工作透明度”“廉洁奉公”“服务意识”等方面。〔8〕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社会阶层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对于政府中公检法部门也有较高的信任度，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央推进市场体制及其法治环境是认同的，但是对区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的信任要明显低于中央政府而高于银行、保险公司等市场化服务部门，也高于医院、慈善机构等社会服务机构。从新社会阶层对各部门的信任关系来看，他们对体制内部门的整体信任程度较高，普遍高于市场部门，但是对与他们接触密切的基层政府的信任度略差。新社会阶层对体制维护公平正义的认同是其对党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外上层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其与雇主或资方的关系。私企外企管理人员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中间层，他们既要受资方的管理和剥削，又要代替资方对普通工人进行管理，因此他们既有维护资方利益的一面，又有受资方约束的一面，对资方存在着较为复杂的情感。由于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普通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当资方损害他们利益时，他们可能联合普通工人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经过40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管理技术人员的权利意识逐渐成熟，从表达权利诉求、维护既定权益到积极争取提高劳动权益的渐变中，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认识愈来愈清晰。他们长期接受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熏陶，更倡导“权益先行”“保障休息”“劳资平等”。这意味着在对现代观念的接受上，管理技术人员走在企业所有者的前面，劳资双方的观念差距正在显现。〔9〕劳资关系中资方的强势逐渐被和谐共赢的平等对话关系取代，以私企外企管理技术人员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外上层关系更多采取合作的态度。

新社会阶层与社会下层的关系较为复杂。新社会阶层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与工农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他们通过参与社会事务，如公益活动等表达对社会中下层的关怀；另一方面，他们在根本利益上又与社会下层存在冲突，尤其涉及公共利益在不同阶层的分配时，新社会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倾向和行动能力特别强。如新社会阶层在城市中逐渐形成了居住区隔，通过商品化住宅形成的分层将其与社会下层区分开来。新社会阶层大多数是通过教育途径实现阶层的上升流动的，他们对子女的教育特别重视，并通过学区房、教育排斥等方式，试图防止社会下层挤占有限的教育资源、复制他们阶层上升的路径。

三、基于阶层结构变化的发展路径

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和制度化转型的必然产物，其“新”在于他们是传统体制、传统阶级结构所不能囊括的人群，且已经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冲击。因此为其开拓的发展路径应适应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和社会整体阶层结构的变化。

一方面，要稳定新社会阶层的社会预期。一是稳定政策预期。新社会阶层是伴随着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体制外生存空间的承认、规范和不断完善而成长和发展的，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政策定位构成了新社会阶层结构性力量存在的制度背景，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越稳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从业者的新社会阶层的经济发展预期也就越稳定，也就越能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因此，稳定体制外经济生存的制度环境，厘清市场、行政权力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避免国家和政府权力对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越界侵入”，对新社会阶层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在政策上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权利、机会，遵守平等的规则，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稳定新社会阶层的政策预期，使他们更安心于发展经济。

二是稳定阶层流动预期。新社会阶层大多数属于“创富人群”或“新富阶层”，经历了经济地位上升的过程，因此他们维护自身阶层地位稳定、避免阶层下降的愿望强烈。在新的社会结构环境下，由于新的利益分配造成的利益冲突将会给新社会阶层带来不安全感，同时社会下层对分配不公的积怨将会增加新社会阶层的财富不安全感，加上社会流动的放缓将会使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面临竞争“内卷化”，增加他们的恐慌和焦虑。因此需要构建公正合理的社会流动秩序，稳定新社会阶层在依法依规条件下依靠个人才智胆识与艰苦奋斗能实现向更高阶层流动的预期，消除阻碍个人地位上升的制度性障碍，缓解新社会阶层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拓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渠道。作为崛起的社会结构力量，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属性和身份定位决定了这一群体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政治参与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缓冲剂”和“稳定器”功能。但是当前新社会阶层表达和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还需进一步拓展，避免出现只有少量新社会阶层群体能够享受这些资源，其余仍处于权力结构和制度场域边缘的状况。拓展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空间，需要消除体制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惯性，将对新社会阶层的吸纳建立在利益引导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和拓宽各个层次参与政府协商、社团协商、基层协商的制度化渠道，将他们的政治诉求纳入协商共进的环境中，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积极鼓励新社会阶层群体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建立多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并充分发挥这些社会团体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李路路：《“新社会阶层”：谱系·变革·挑战》，《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4期。

〔3〕〔6〕〔7〕〔9〕廉思、冯丹、芦垚：《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分析、杠杆作用以及工作思考——关于新社会阶层的调研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1期。

〔4〕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李强：《社会学视角中的新社会阶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8〕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　阳】　　

1. 李春玲根据2015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年度人口统计数据提出，在我国18—69岁体制外就业人员中，12.4%为白领职业从业者，实际人数约为7275万人，这些体制外白领职业从业者即为新社会阶层。本文采用此种概念界定，具体参见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